视域 | 空间生产，何以成为人民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

空间是城市的介质和载体。我们来到任何一个城市，首先是置身于城市的空间之中，并通过空间与城市发生交互；也正是在空间之中，城市的属性得以表达、功能得以施展。我们可以通过城市的空间安排，感知它的权力秩序，通过城市的空间美学，体验它的内在品位。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就是城市的具体化，因此空间生产是人民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

原文 ：《空间生产是人民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

作者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汪仲启  肖皓栋

图片 | 网络

人民城市空间生产的机理

中国的城市建设是国家主导的，城市与人民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在城市中，国家与人民通过空间而钩联起来，高度抽象的城市人民性，通过空间生产和分配而得以具体化。在计划时代，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是国家“分配”的，奉行极端的平均主义。这种空间分配体制一方面体现着政治“平均主义”和政治“父爱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在社会面前始终居于一个更加积极的位置，从而能够对社会管控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进入市场化时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空间的商品化和私有化成为城市空间生产与分配的主要形式。国家通常不再通过空间，特别是居住空间的直接分配影响居民的福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居住空间商品化以后国家对居民责任的完全退场，实际上，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许多新的形式仍然被不断开发出来，并成为市场时代构建紧密国家-社会关系的方式。

城市的空间规划决定着城市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空间规划，首先应当避免资本主义城市的“阶级地域化”和“城市贫民窟”问题，应当将空间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础。在住房问题上，坚持将“房子是用来住的”作为空间生产的基本原则加以贯彻，以空间正义奠定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和共荣共生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还应当将建设高品质、人性化的公共空间作为重要的追求目标，构建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生活空间。这就要求城市空间以开放性作为包容性的基础，不仅滨河滨江景观带要实现全面开放，城市公园、公共运动场馆等设施也应当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在包容性中彰显城市温度。社会主义城市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城市建设应当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基本公共产品提供给人民，提高民生福祉和生活质量。例如杨浦滨江从昔日“工业锈带”变身今日“生活秀带”，本质上是空间形态从单纯的经济性向“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活）的转变。

在我国许多城市，还存在体量不小的“老公房”“系统房”“棚户区”等老旧小区，这些居住空间不仅普遍存在建筑设计落后、设备设施老化、公共空间不足等问题，而且大多居住关系复杂，中低收入群体较多，关键是公共维修基金、业委会、物业公司等社区基础条件薄弱，很难依靠小区自身的资源和力量维持功能设施和景观外貌的更新。国家如果完全依照市场化的模式来对待这些居住空间，将老旧小区的更新维护推给市场，那么这些小区有着极大的可能走向衰败甚至贫民窟化。实际上，各地政府每年为了老旧小区更新投入了大量资源，通过旧城改造、社区微更新、棚户区拆迁等多种形式，对旧城空间加以改造，极大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居住空间的改造，使人民群众提升了“获得感”“幸福感”，从而体会到执政党的为民情怀和宗旨。

除此之外，城市公共空间还成为传导政府资源，特别是将政府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的重要渠道。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一些大中城市更是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为了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幸福，许多城市设立了“长者之家”“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堂”“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新型城市空间。此外，为满足居民社区生活各方面需求，我国许多城市通过建设市民驿站、邻里中心等公共空间，将政府资源和服务“下沉”到居民身边。如今，遍布许多城市大街小巷的党建+服务的空间体系，正成为吸引广大市民办事、交往、学习、休闲的好去处，极大促进了城市公共性的形成，极大增强了居民群众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

城市空间对公共性的重塑

在列斐伏尔和福柯以前，空间仅仅被认为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即它本身是机械的、静止的物理性存在。但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和社会实际上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社会不仅支配着空间生产，空间也制约着社会关系，即“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福柯更是认为，空间是所有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所有权力运作的基础，即权力正是通过支配空间来实现自身，权力的主客体关系正是在空间中得以定义和塑造的。

正因为如此，城市空间生产就不仅仅具有客体意义，恰恰相反，它能够对城市公共性的重塑带来巨大的影响。应当充分利用空间公共性促进城市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必然要依托于一定的空间基础，开放、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居民享受公共生活、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公共交往、培养共同体精神。

空间与社会治理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对空间科学合理的设计，可以作用于生活在空间中的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推动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良好的社会治理必须是以合理科学的空间规划为基础的，这种空间基础有助于居民进行公共交往，构建具有非血缘关系的共同体精神，这种共同体精神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软实力”，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同时好的社区治理又会反作用于空间建设，居民的高参与度和积极程度，有助于空间建设得更符合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让居民满意的社区空间建设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提高了居民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

应当充分发挥空间象征性，彰显城市品格。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容纳各种社会互动的容器，而且还是物理空间、历史遗产、象征意义和生活经验的结合体，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生产而成的。城市空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叙述”功能，一个城市的胸怀和品格，往往可以通过它的空间象征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展现出来。对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而言，如果城市的空间不能表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那么可以说它的空间生产是非常不完整、不健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城市的商圈、楼宇、园区等原本被认为只是经济空间的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面向广大社会公众的党群服务站点，表现中国城市和中国金融业的社会主义属性。

人民城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人民性是确保人民城市属性的基础性条件。只有通过塑造正义、平等、开放、共享、活力、美观的城市空间形态，我们才能真正打造“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的城市、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6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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